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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和邓小平访日
江培柱
信息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发布时间:2018-02-26浏览次数:243责任编辑:王松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从1974年的预备性谈判开始到条约的正式签订,在日本经历了三木武夫、福田赳夫两届内阁,中国的外长也先后由姬鹏飞、乔冠华换到了黄华。经过双方的不懈努力,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于1978年8月签订,随后在邓小平访日期间得以互换批准书,这样中日双方有关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法律程序正式完成。我从中日建交伊始到1977年上半年一直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在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期间主要负责谈判过程中中方代表的讲话稿、参与代表团预备方案的讨论以及有关正式文稿的报批等工作。1977年上半年回国后仍留在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工作,在邓小平访日时也曾参与其中。尽管我没有参与各项具体的谈判,但是回顾当时中日缔约谈判、签订的全过程,从艰难曲折到圆满成功,至今这段难忘的经历依然历历在目。

1972年金秋时节,应周恩来总理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偕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等高官来华访问。中日两国政府经过认真坦诚的会谈达成协议,发表联合声明恢复外交关系,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第8条明确规定:“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随着中日邦交的恢复,两国关系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关系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员交流与往来也与日俱增,中日双方依据联合声明进行了贸易、交通运输、科技文化和渔业等领域的谈判,分别达成了相应的协议。在中方看来由于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进一步推动和增进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时机也日渐成熟。这样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就国际形势而言,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日趋松动,而苏联霸权主义和扩张野心却有增无减,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现实威胁。因此,反对霸权主义,消除对和平安全的威胁,牵制苏联的军事威胁,既是当时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对增进中日两国乃至亚洲和平稳定的环境也很必要。为此,1974年9月,中国以乔冠华副外长的名义致函日本外相木村俊夫,正式提议尽早开始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约谈判。日方很快作出反应,缔约谈判提上日程。同年12月,韩念龙副外长前往东京与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东乡文彦商谈有关安排。国内决定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性谈判在东京进行,由中国驻日大使陈楚负责与东乡文彦主谈。随后,使馆上上下下立刻行动起来,我们驻日使馆政治室参与谈判的同志更是夜以继日地忙着准备各种材料、报批文件、预案和发言稿等等,缔约预备性谈判成为当时驻日使馆最重要的任务。

日本方面虽然对缔约谈判作出了响应,但内心比较复杂,尤其不愿两国缔约涉及乃至得罪苏联。他们想搞“等距离外交”,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日中是日中,日苏是日苏”。早在中日复交之时,田中即派大平外相前往苏联,解释日中建交并不针对第三国。田中很希望利用中日复交的有利地位和日本的经济技术优势,打破日苏关系僵局,推动北方四岛问题的解决,但被苏方所拒。就在中日缔约谈判即将开始之际,田中涉嫌金钱与权力交易的“洛克希德案件”而被迫辞职。继任的三木武夫首相,虽对中日缔约表示积极态度,但对苏更为慎重,在执政的自民党内反对派和苏联的强大压力下犹豫退缩,预示了中日缔约谈判的困难性。

1974年底1975年初,中日缔约预备性谈判正式开始。起初,会谈尚顺利。陈楚大使和东乡次官分别代表本国政府陈述原则立场。双方都表达了通过缔约把两国关系推向新阶段,为和平友好作出贡献的愿望和决心。双方在第二次预备性谈判中还达成了两点共识:其一,即将缔结的条约是保证两国将来走向友好道路、向前看的条约;其二,条约内容以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至此,人们都乐观地以为会谈会是顺利、速成的。但“总论”之后进入“个论”,分歧逐渐显露。

对照双方提交的条约草案案文就可以发现,是否将反霸条款写进条约是双方存在的最大分歧。中方原以为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已包含“双方不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的内容,而且双方同意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联合声明为基础,据此,将反霸的内容写进条约应当不成问题。但日方从一开始就想方设法回避,不愿有任何涉及乃至影响第三国的内容写进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日方虽然承认面临的现实威胁,但只承认泛泛而论的霸权、强权,不愿因具体提及反霸而被摆在“敌视别国”的位置上,因此缔约谈判在内容上碰到了难题。国内及时电示,一定要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但谈判刚刚开始也不要把话完全说死。当我正在认真考虑如何在所写的发言稿中体现出我方的这种精神时,外交部又来电告:前电作废,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访问墨西哥将途经东京,一切以他转达的指示为准。

1975年3月27日,陈永贵率团出访途经东京,有两个多小时的停留时间。以陈大使为首的使馆主要官员以及政治室参加预备性谈判的人员都到机场迎接,并聆听重要指示。在机场贵宾室,陈副总理与陈大使稍事寒暄后即转入正题。他抬高声音说道:“最高指示:不能让。就是这些。”陈大使希望陈副总理再详细给大家说说,尤其是我们这些参与谈判的同志很希望他能再讲一些具体的指导性意见,以便在会谈中设法落实,他又重复了一遍“最高指示:不能让”,并要使馆坚决贯彻。全场一片寂静,没有谁再讲话。大家都在思考着这个简单明了的重要指示,并深感责任重大,认真琢磨着如何贯彻执行。

陈永贵副总理离开东京以后,缔约谈判深入展开。中方的立场更加明确坚定,主张以联合声明为基础有所前进,主张将反霸条款原原本本写进和平友好条约并对此进行多方论述。而日方则力图说服我方放弃这一原则主张。双方主张明显对立,谈判陷入僵局。

在谈判桌外,苏联对日本施压、牵制中日缔约的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以及继任的波利扬斯基软硬兼施,多次约见三木首相和日外务省负责人,递交苏联政府声明备忘录以及勃列日涅夫的亲笔信,提出就日苏和约进行谈判并缔结日苏睦邻合作条约,以牵制中日谈判。在苏联的强大压力下,日方进一步后退。三木首相一方面通过驻华大使或派外务省官员来华向中国领导人表示他对缔约的热情,另一方面又抛开外务省亲自发表首相见解,强调日方遵守世界普遍的反霸原则。

为了推动缔约谈判,中日两国外长乔冠华和宫泽喜一利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在纽约举行了两次会谈。这是缔约谈判中双方的一次重要接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和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斋藤镇男以及有关官员陪同参加了会谈。

第一次会谈于1975年9月24日在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官邸进行,包括晚宴在内,会谈从下午5点一直持续到夜晚11点半。宫泽首先回顾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的过程,称:“迄今在北京、东京的20来次谈判,在条约论上转来转去,没有抓住本质,致使谈判处于停滞状态,这是我的责任,希望这次会谈能成为新的起点,使两国关系进入更正常轨道。”接着,他谈了缔约谈判的焦点反霸条款问题。他说:“中国把反对霸权主义作为不可缺少的主要内容,这也应该是日本外交政策思想和哲学的体现。”他对反对霸权主义提出了自己的四点解释,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抽掉反霸实质而欲使其“空洞化”的所谓宫泽四原则,即:(1)反霸不针对第三国;(2)不得与联合国宪章相矛盾;(3)反霸不意味着采取联合行动;(4)范围不限于亚太地区而是全世界。

乔冠华外长陈述了中方对缔约谈判和条约内容的原则立场,他说:“努力把条约签好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对于成为焦点和分歧的反霸条款问题,乔外长说,中美上海公报最先写入,后来中日联合声明也写了相关内容,无需作任何解释。没有料到比较简单的事情竟会遇到这样的波折,贵方阻力何在?出现需要解释的问题就是因为某个国家不高兴,有点神经紧张。像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人物阿Q一样,头上长了癞皮疮,头发都掉光了,于是就怕人家说亮,他还很怪,对于力气小的人又打又骂,而对于力气大的人就不敢说话了。对于有人不高兴,要进行分析,看理由对不对,如果硬是不高兴,证明他就想谋求霸权。乔外长又针对宫泽发言中提及的第三国问题说:“联合声明本身已经作出了回答。至于有些国家作了不正义的事情,我们反对,这不能说是针对第三国。”乔冠华从正面说明了把反霸条款写入条约的好处:“约束两国也反对别人搞霸权,对亚太地区稳定也是有利的。”乔冠华郑重表态说:“在反霸问题上彼此都不要强加给对方,既然双方想法不一致,可以等一等。如果你们有困难,不便于签,也不要勉强。我们两国关系总的是好的,联合声明还在,没有条约天也塌不下来。”宫泽显得很无奈,他接过乔冠华谈话中关于阿Q的话题,辩称“日本正是这样一个力量极小的对手”,要求中方理解。

三天以后,也就是9月27日第二次会谈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举行,加上晚宴一共进行了3个多小时。

会谈中乔外长一针见血地问宫泽,是否同意把反霸条款完整地写进条约正文而不是前言,宫泽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回国研究后会拟出条款交给中方。乔冠华感到宫泽仍有顾忌,就对他说,我们两国谈判不应让第三国干预。一个民族要主持正义,维护真理。宫泽又把阿Q搬出来说:“哪怕我们认为阿Q不好,脸上也不敢露出来。”就这样,尽管两位外长长时间的会谈气氛是活泼轻松的,但是没有在实质问题上达成任何一致。

由于双方在反霸问题上的分歧与对立,中日缔约谈判实际上宣告中断。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局势和中日两国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使搁浅的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出现转机。在中国,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中国对外政策也在酝酿进行重大调整,既服务于消除现实威胁、反对霸权主义的战略,又有利于实现现代化和维护稳定的国际环境这一大目标。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无疑符合中国战略全局利益。在日本,福田赳夫继三木下台后组阁,对恢复谈判逐渐表示出积极姿态。当时美国卡特政府推行“联华制苏”战略,为美中建交做准备,这对日本接受反霸条款也有推动。卡特总统在福田访美时,规劝日本积极行动。对于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日本来说,有了美国的支持,便不把苏联的说三道四放在眼里了。福田首相在进一步协调内部意见后,逐渐下了决心。

1978年7月,中断两年多的中日缔约谈判在北京重新开始,中日双方的代表团团长分别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日本驻华大使佐藤正二,中方参加会谈的还有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和亚洲司、条法司有关主管官员,日方参加会谈的有外务省亚洲局局长中江要介、驻华公使堂之助等。中日谈判双方从一开始就切入主题,围绕有关联合声明中反霸条款内容的理解、不针对第三国或特定第三国、反霸的地区范围以及反霸态度的表达方式等问题进行了反复认真的讨论。

就反霸条款,中方代表指出:反霸条款是条约谈判工作无法取得进展的主要原因。中方对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是——如果双方能真正的以联合声明为基础,从政治角度出发,着眼大局,那么双方就一定能克服各种障碍,使问题得到解决。关于中日联合声明,中方代表说:第一,联合声明是对发展两国关系有着深远意义的历史文件,它见证了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实践,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是完全正确的,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受到亚太地区各国人民的广泛欢迎;第二,联合声明是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准则,是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根据和基础,条约必须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有所前进,绝不允许后退,双方应进一步发扬和深化联合声明的精神和原则,不能有丝毫的弱化。中方随即就反霸条款作出说明:反对霸权是联合声明的一个重要原则。反对霸权是中方一贯的、明确的原则立场,日方对此也非常了解。联合声明中不谋求霸权和反对试图谋求霸权的两层意思应原样写进条约的正文中:中日两国加强和发展和平友好关系不针对第三国;中日双方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同时也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该地区谋求霸权。无论是谁谋求霸权,我们都要反对。反霸权条款不是文字的表述问题,它是关系到更好地发展中日关系决心的实质性问题。

关于如何界定反霸条款中的“第三国”,日方代表称:中方认为没有必要使用“特定的第三国”这个代名词。日方认为:“反霸权决不会事先指定‘特定的第三国’”、“反霸权就是要表明不管是哪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只要企图建立霸权,我们都要反对”,这不是说要特定某个第三国,只是这个国家企图建立霸权我们才表示反对。

中方再三表示,两国应主要从政治角度出发、从大局出发,努力推进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缔结工作,并使条约的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对于反霸条款的地区范围问题,中方认为最好还是沿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表述方法。其理由是:第一,从地理位置上看,中日两国都地处亚太地区,明确提出地区范围,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现实角度,都是理所当然的,不会存在反霸权只局限于亚太地区的问题;第二,中日联合声明使用的就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表述,我们认为最好还是不要加以改变。第一,这不只是一个和日语原文有关的问题,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两者不仅在语法和结构上存在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所包含的意义也完全不同。因此,这样的修改不能说和中文无关。第二,中日联合声明说“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企图”,这句话是中日双方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的结果,中方认为,已经决定了的内容更不应该加以修改。

中日双方围绕这几个核心问题继续进行了14次会谈。正如邓小平对来华访问的日本政治家和朋友们多次说过的,早日缔约是大势所趋,是真正符合中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是领导人要从政治角度考虑作决断。他在和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会见时说得很干脆:“就中日缔约而言,只要真下决心,一秒钟就可以解决问题。”

经过认真磋商,日方在会谈中逐渐接受了把反霸条款写入条约正文的主张,只是提出将这一原则的范围扩大至“世界任何地区”,以淡化其针对性。对中方提出的“不是针对第三国的”,日方认为与反霸条款联系不密切,提出改为“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的立场”。邓小平看了上报材料后当即拍板同意,并说:“这不是很简洁的表达嘛!”8月8日,园田直外相来华,在双方事务级谈判基本达成一致的基础上,与黄华外长先后在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三轮正式会谈。当黄华外长告诉园田外长,在关于涉及第三国条文上中方接受日方提出的文本,并同意在反霸条款上加上“其他任何地区”时,日方喜出望外,园田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立刻站起与黄华紧紧握手致意,至此谈判圆满完成。1978年8月12日,中国外长和日本外相正式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不久,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日本众参两院各自批准了这一条约,完成了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

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后,两国人民都很兴奋。日本一个月内有31个地方自治体举行了官民联办的大型庆祝会。在北京,中日友协等11个团体联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酒会,邀请在京的日本代表团、日本驻华机构和留学生、企业代表等1600多人出席。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中日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享红小豆饭,畅饮香槟与清酒,同庆缔约。

1978年10月,邓小平应邀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仪式,这是新中国的主要领导人首次对日本访问。邓小平以其政治家的智慧与风范,使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推动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此时我已经回到国内,但是因为工作的内容和性质的原因,也曾经参与其中,了解其中的一些情况。

10月23日,在抵达日本的次日,邓小平参加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的仪式。举行仪式的首相官邸大厅灯火辉煌,由黄白菊花和红石竹花装饰起来的中日两国国旗格外鲜艳夺目,整个大厅充满了喜庆的气氛。黄华外长与园田直外相在签字长桌前并排而坐,福田赳夫首相和邓小平坐在他们身旁,中日两国官员分列两旁。根据双方事先的商定,签字用体现中日两国书法神韵、两国共用的毛笔。在乐队高奏两国国歌后黄华与园田直用毛笔在烫金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上签字。之后两国领导人共同举杯互致祝贺。至此,反映两国人民共同心愿与根本利益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

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结束后,日本天皇裕仁及皇后在皇宫会见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与天皇会见。天皇对日中缔约表示高兴,欢迎邓小平在百忙中不辞劳苦远道而来。邓小平回答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可能具有出乎我们预料的深远意义。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

天皇被邓小平大度、诚挚的谈话所打动,他抬起头来,脱开外务省和宫内厅为其拟定的谈话稿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曾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正如你所说那已成为过去。两国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这实在是件好事情。今后,两国要永远和平友好下去。

会见气氛愈加轻松热烈。天皇是位有名的植物学家,双方还从植物、绿化、养身,谈到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很是融洽。会见结束时天皇和皇后把一张署名照片和一对银花瓶赠给邓小平和夫人卓琳,邓小平回赠了水墨画卷和彩色刺绣屏风。

随后,天皇夫妇在皇宫丰明殿设午宴款待邓小平夫妇。大概考虑到邓小平曾留学法国的缘故,日方特地安排了法国菜。为适合中国人口味,汤里还特别加了燕窝。

福田赳夫首相在欢迎宴会上发表热情讲话。他在回顾日中两千年友好交往历史时,提及20世纪经历过“不幸关系的苦难”。然后他脱开讲话稿,突然加了一句,“这的确是遗憾的事情。”这句话日方译员没有翻译,但还是传到邓小平的耳朵里。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对此也有所记述。福田对日本侵华战争表示遗憾的说法虽然与正式道歉尚有相当距离,但这是日本领导人第一次作这样的表态,毕竟是前进了一步。福田在讲话中还重申,这种事情是绝不能让它重演的,这次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邓小平在致词中表示,中日友好源远流长。两国间虽有一段“不幸的往事”,但同两千年友好交往历史相比,毕竟是“短暂的一瞬”。他再次强调,要勿忘过去,朝前看。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和平友好相处。他还表示,中日缔约,我们的任务并未告终,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任重而路远。要在联合声明和条约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和各方面的交流。

邓小平在访日过程中专门抽出时间拜会、看望了曾经为中日关系作出过宝贵贡献的日本老朋友、已经不在台上的政治家或者他们的家属。“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这是我们在对日交往中始终坚持的做法。早在中日复交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就讲过“吃水不忘挖井人”的道理,充分肯定与评价日本各界为促进日中友好和邦交正常化的献身精神和可贵努力。在访问中,邓小平用很多时间会见老朋友,成为广为传颂的美谈。

邓小平特地前往前首相田中角荣家中看望他。田中早已下台,而且涉嫌“洛克希德案”正在接受法院调查审理。邓小平公开对日本朋友说,田中涉嫌案件,那是你们国内的事。但他对中日复交有大贡献,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72年9月正是由于他的果断决策,中日邦交正常化才得以实现。

邓小平一行抵达时,田中角荣和夫人、二阶堂进、田中的女儿和女婿以及外孙女在大门口迎接。西村英一、木村武雄、久野忠治等40多位田中派国会议员在院内列队欢迎,曾经担任过内阁大臣的山下元利和大鹰淑子站在队首向邓小平深深鞠躬并握手致意。邓小平和田中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合影留念。

邓小平还以早餐会、茶会等方式会见了已故的松村谦三、高埼达之助、石桥湛山、片山哲、浅沼稻次郎、村田省藏、松本治一郎等知名人士的夫人、子女与亲属,对为中日友好作出了贡献的先驱者表示感谢,对他们的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离开东京之前,邓小平因日程安排实在太紧自己无法抽身,就委派随行的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代表他专程看望了卧病在床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先生。日本朋友对邓小平能在百忙之中会见他们都十分感动。有的人在与邓小平握手、交谈、合影之际,禁不住流下了热泪,甚至泣不成声。旧遇新知,聚集一堂,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的胸怀。

邓小平访日的时候,正值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之时。因此,邓小平公开表示这次去日本,要虚心学习,了解与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学习发达国家一切有用的东西。除了必要的会谈会见之外,参观现代化企业、与企业负责人和资深经济界人士、技术管理人员接触交谈是日程中的重点。邓小平参观了日产汽车系统的君津工厂,看了松下产业系统的电子厂,与陪同参观的松下幸之助总裁进行了详细交谈,还直接与所参观企业的技术人员交谈。在前往京都访问时邓小平还专门乘坐了新干线列车。在飞速的列车上,陪同人员问邓小平的感受,他爽快地回答说,速度快,真像飞一样,蛮舒适嘛,干什么事都要有速度哟!

邓小平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关心的问题,特别是钓鱼岛问题的发言,是其访日的一大亮点,是他深邃新思想的酝酿、产生过程,很值得一提。他说,对钓鱼岛中国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我们同日本有争议。在中日复交和缔约谈判中双方同意暂时搁置争议,留待以后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邓小平的回答既简洁明了,又有幽默感;既维护了中国的主权权益,又提出了解决争议的办法,即暂时搁置争议,维护两国友好的大局,留待日后再说。邓小平讲了他那时的一些想法。他说,当时我脑子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主权争议而是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共同得利嘛!这就是后来概括成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8个字。

邓小平后来与其他外宾也进一步谈到把一些领土主权争议搁置起来共同开发,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这些构想后来逐渐形成了邓小平处理中国与其他国家有争议的问题的指导思想。

访问期间,邓小平在回答日本记者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时,又让人们充分领略了他的坦率、务实和开放的风格。他说,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我们要向一切发达国家请教,向第三世界穷朋友中的好经验请教。世界在突飞猛进地发展,要达到日本、欧美现在的水平就很不容易,达到22年后20世纪末的水平就更难。我们清醒地估计了困难,但是树立了雄心壮志,一定要实现现代化。这就要有正确的政策,就是要善于学习,要以现在国际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本着这样的态度、政策、方针,我们是大有希望的。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